作者： 文章来源：鉴宝

　　从任何角度看，北宋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段神奇的岁月。一方面，这个靠兵变诞生的王朝，终其一生都受到了北方民族的打压，靠一纸丧权辱国的和约，延续国家命脉。另一方面，“国弱”的北宋，却在多位儒雅帝王和一群政治上互不相让、却有共同审美追求的文人带领下，实现了共同富裕，创造了丝毫不逊色于开元盛世的仁宗盛治，进而推动中国文化再上高峰，金石、书画上的成就诱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收藏热。而探讨北宋收藏文化兴起的外因内果，自然对身处收藏投资热潮中的当代人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割地赔款引爆收藏热

　　在短时间内不会拥有时间机器的今人，要想完整描述北宋收藏胜景难于登天。就让我们用观察当今收藏圈的视角，将散落在各种历史典籍中的只言片语重新整合，寻求窥一斑而知全豹。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的收藏市场已持续火爆二十年，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收藏热潮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富裕阶层的壮大密不可分，盛世兴收藏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规律。同样，收藏文化在北宋时期的崛起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在民族情绪高涨的人士看来，割地赔款的檀渊之盟无疑是汉民族的奇耻大辱，但在懦弱的宋真宗赵恒看来，檀渊之盟颇有“上上之选”的味道。据载和约签订伊始，宋真宗曾说：“再过几十年，如果契丹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那时候应该会出现有能力保卫大宋、抵抗侵略的人，现在老百姓已经受苦太多了。”

　　以金钱换和平，使得被战争压榨了数十年的大宋臣民焕发了强大的生产力，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岁币”不再成为负担。史料记载，就在檀渊之盟签订的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即多次下达诏书，要求百姓不要浪费粮食，禁止“销金”为饰。普通消费品的充裕和奢侈品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北宋蓬勃发展的经济实力。另外，和约签订后，北宋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长达百年的虚假和平，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也让政府暂时从战争状态转向了对国家的治理，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土壤。

　　北宋是中国由“武将治国”向“文人治国”转变的重要节点，随着和平的到来，在帝王和文人的推动下，中国文化再度起航，带动了收藏热的兴起。在这之中，历代帝王的重视和倡导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是武夫出身，和其后代子孙在文化素养上有明显差距，但在即位之初便十分重视“文化事业”。时常将五代十国时期小王朝中的文物书画集中于汴京。《图画见闻志》记载：“太祖平江表(南唐)，所得书画赐予学士院。”宋太宗赵光义对书画收藏更是重视，即位不久，便下诏令责成“天下邵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在这一命令下“先是荆湖转运使献出东汉草书、唐朝斡二马图，广东韶州献出唐张九龄肖像及文集，还有若干达官贵胄，迎上之所好，献出古书画以邀皇上宠幸”。他指派画院待诏高文进、黄居，即西蜀名家黄筌之子，均精绘事兼擅鉴别，相继将民间秘藏纳入宫中。通过派大员到民间搜罗，官员们的献纳，以及接收南唐、西蜀库中珍品全部，数目大有可观。于是在端拱元年(988)特建秘阁于崇文院贮藏之。秘阁之中，除了上万卷古籍善本外，还有法书名画有数千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家对收藏的推动，自然诱发了社会上对收藏的关注。北宋初年涌现了很多书画鉴赏家，其中楚昭辅、王博、王贻名气较高。

　　楚昭辅，字拱辰，官至枢密使。《图画见闻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江表用师之际，故枢密使楚公(昭辅)适典维扬(扬州)。于时调发军饷。供济甚广，上(太宗赵光义)录其功，将议进拜，公有陈愿寝爵赏，闻李煜内库所藏书画甚富，辄祈恩赐。上嘉恩赐。上嘉其志，遂以名笔百卷赐之，往入有李主(煜)图篆暨唐贤跋尾。” 昭辅死后，这批书画有所散失，其孙熙宁年间官至太常寺卿的楚泰再次购买，当时楚家家藏有江都王李绪画的马，韩画的牛，王维《辋川图》多件。王溥，字齐物，官至司空，《图画见闻录》记载其收藏书画甚为丰富，其死后，他的儿子贻正又继续购买，曾给太宗献画十五卷，太宗只取了八卷，退还了七卷，为“王羲之父子墨迹，晋朝名臣墨迹、王徽之书，唐阎立本老子西经图，薛稷画鹤。”再如苏易简一家四代均从事古书画搜集，藏有不少名迹，并经过著名书画家兼鉴定家米芾过目。苏氏家庭藏品究有多少，无记载可考，从文献中得悉有晋王羲之《雪晴帖》、《兰亭燕集序》，毕宏《山水》，颜真卿《乞米帖》，释怀素《自叙帖》等均为其所藏。 

　　金石学引爆青铜收藏

　　在当下的收藏市场，明清书画、瓷器、玉器是永恒不变的收藏主流，来自宋代的书画、瓷器早已成为各路藏家心中可望不可即的梦想。那么在北宋，人们都收藏什么样的奇珍异玩?

　　除了上文所述，书画收藏在皇家推动下大行其道外，在文人官员的主导下，“重文轻武”的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随着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以古物收集、整理、研究为对象的金石学逐渐产生，掀起了社会上对青铜器、碑拓、古籍、玉器的集藏热潮。

　　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青铜器藏家40多位，南宋有30多位，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有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苏轼的书房里就摆放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

　　据记载，北宋的金石学、考古学发端于宋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这一时期，金石学研究蔚然成风，名儒大臣多投身于此，并出现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金石学家和专著。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刘敞最为珍视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北宋名臣、学者欧阳修著有《集古录》传世，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考古学鼻祖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此外还有赵明诚《金石录》，据记载，赵明诚每得书画鼎彝，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经过二十年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二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据二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二千件的目录，后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历尽艰辛将该稿整理成书，并写了一篇后序，名为《金石录后序》。

　　青铜器辉煌也让同为古物的古代玉器登堂入室，成为当时藏家的钟情之物。宋代的皇帝则是当时******的玉器收藏家，宫廷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上界和修内司玉作碾磨的玉器以及地方属国、州郡进贡的玉器，是帝王玉器收藏的主要来源，如当时出产和阗美玉的于阗国就时常向宋室进贡玉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九记载：绍兴二十年(1150)十月，宋高宗赵构临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进奉果品宝器、书画、匹帛等物，宝器中时作玉44件，古玉17件。皇帝所藏玉器之丰，由此可见一斑。 在皇帝的倡导和金石学研究风气的影响下，文人士族阶层亦购买收藏古玉，并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收藏玉器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北宋学者吕大临精于文物鉴赏，在宫内兼职监管文物，他编纂的《考古图》10卷中收录皇宫中收藏的铜器210件，玉器14件，是中国最早的收录玉器的图书。

　　藏家之间交易频繁

　　近年来随着收藏投资风气的兴起，各类古玩艺术品在拍卖场和古玩市场中交易频繁，天价频出。同样，北宋时期的藏家也热衷于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藏品，致使书画、青铜器的市场价格在频繁的交易中节节攀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都城东京的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有不少专门买卖“书籍玩好图画”的店铺。凡在京的士夫官宦，或者往来京城的闲散文人、富有的外地乡绅以及商旅过客，都常常去相国寺淘宝，许多古代的书画名迹也多从这里流通聚集，又散落到各个藏家手中。明代谢肇《五杂俎》记载，北宋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米芾曾经和宰相富弼的女婿范大同去相国寺，看到一幅唐代王维所作的《雪图》，米芾花“七百金”买下。另一次，米芾在相国寺仅用“八金”就购得了徐熙的真笔 “纸桃两枝”。由 “七百金”买一幅王维《雪图》可以推想，这次米芾捡了个大便宜。

　　除了去古玩市场购买，藏家之间的交易在北宋也很普遍。通常说来，这类交易可分几种方式，最常见的是直接用钱购买，米芾《画史》记载：“刘子礼以五百千买钱枢密家画五百轴，不开看，直交过，钱氏喜。既交画，只一轴卢鸿自画《草堂图》已直百千矣”。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互换的方式进行流通，这种互换并不限于书画与书画之间，只要是藏品，不论金银玉器、鼎、彝、印章、犀象之具，还是珊瑚、翡翠以至奇石、古墨、砚瓦、碑帖，均可交换。《书史》就说到：“王献之《送梨帖》⋯⋯刘季孙以一千置得，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刘见许。王诜借余砚山去，不即还，刘为泽守，行两日，王始见还。约再见易而刘死矣，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 

　　赏玩书画奢侈异常

　　和如今收藏圈“熙熙攘攘为利来”不同，文人群体主导的北宋收藏界似乎并不太重视收藏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有时候，为了体现相互之间的友谊，在文人的交游鉴赏活动中，收藏家也会将手中的藏品直接赠送。那么在买卖交易，互相赠与之外，北宋的文人收藏家如何经略手中藏品?除了上文所述，对个人藏品进行研究考量，编撰学术专著外，北宋藏家在鉴赏文玩上很有一套，很多做法开风气之先，对后代收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米芾所著《画史》中，有这样一段即体现当时藏家收藏之富，又能说明赏玩方式的记载。“凡收画，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图，巨然或范宽山水图，齐整相对者，装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挂名笔，绢素大小可相当成对者，又渐渐挂无对者。盖古画大小不齐，铺挂不端正;若晋笔须第二重挂，唐笔为衬，乃可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自家的厅堂中悬挂古画，必须先用尺幅齐整相对的唐希雅、徐熙、巨然、范宽等人的作品裱褙装饰，以作为悬挂更重要的“名笔”的背景;而假如是赏玩“晋笔”，则还需要比上述五代画家更古远的唐人作品作为背景衬托。这种豪奢的赏玩方式足以让后世的鉴藏家瞠目结舌。

　　当然鉴藏的乐趣并不仅此，更大的乐趣则是邀请圈内的朋友对自己的藏品品评鉴赏。这种方式既加深了鉴藏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增进了彼此的鉴识能力。米芾《书史》载：“刘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迹焕然，所谓金石刻文，与孔氏上古书相表里，字法有鸟迹自然之状。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购亦多，余皆尝赏阅。”《画史》则载：“唐彭王傅徐浩书《赠张九龄司徒告》⋯⋯在其孙曲江仲容处⋯⋯尝借留余家半月。”

　　在今天的古玩市场上， 赝品如同“过江之鲫”令人防不胜防。同样，赝品伪作的出现，也让北宋这个“遍地真品”年代中的藏家不胜其扰。由于书画市场的活跃，藏画者多喜好前代名家名笔，“马必韩，牛必戴嵩”。书画作伪之风由此而起。据了解，当时赝品伪作之普遍，水平之高超，至今还让人们感到震惊。作伪者除了身份卑微的职业画工及文物经营者外，一些技艺精湛的文人书画家，甚至富有的皇室贵族也参与其中。据米芾在《画史》中透露，北宋著名画家许道宁曾一度以仿冒李成的作品为业，而《书史》也在几处记录了驸马都尉王诜作伪的事情，其中一则说到：“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後;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它尚多，未出示。”因为米芾酷好古帖，临帖的水平又足以乱真，王诜就常常请他过府，拿出书帖让他临学。过不多久，米芾的临帖就被王诜弄成伪作，或转卖牟利，或与他人置换藏品了。

　　宋徽宗的末世辉煌

　　在消耗掉大量社会资本后，及至北宋末年，曾因战乱散落民间的古玩书画，绝大多数被收入皇宫和民间藏家手中。在社会风气的影响和这些传统艺术瑰宝的熏陶下，集艺术家与亡国之君于一身的宋徽宗赵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将“大宋收藏文化”引向顶峰的同时，他也将国家带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经过前后150年的积累，北宋后期宫廷书画收藏越来越丰富，南宋邓椿《画继》有云：“秘府之藏，充填溢，百倍先朝。”而徵宗赵佶在潜邸时就擅丹青，又酷嗜古代书画，继帝位后除了继续大肆收罗历代名作，天资聪颖，颇具艺术家气质的他还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对宫廷收藏的书画进行保护、利用和整理。

　　在书画保护上，他对宫内旧藏书画重新进行装裱，并亲自为书画题写标签，重新装裱过的书画，世称为“宣和装”。另外，为了保护书画，宋徽宗还命令画院中的画师对重要作品进行了临摹复制，现藏辽宁博物馆的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和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捣练图》，即是当时的临摹之作。

　　在书画的利用上，宋徽宗除个人欣赏外，还不时召开“品鉴会”。邀请王宫大臣集体观赏历代名作。邓椿《画继》记载，宣和四年三月，赵佶曾在内廷召集亲王宰臣等，观赏御府所藏图画及赵佶所摹古画，并将他平时所作的书画卷轴分赐各人。于是群臣争先恐后，弄得“断佩折巾”。朝廷之内，议政之所，竟成了赏赐书画的“君臣庆会”。由于赵佶慷慨、频繁的赏赐，使朝中大臣和贵官宗室拥有越来越多的书画作品。这样做的结果，使一大批贵官宦官有幸提高了艺术修养，甚至纷纷学画，出现了赵伯驹、赵伯那样的名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此外，宋徽宗还利用这些古画进行教学，每隔十天就命人将部分画作送到画院中，供学生观摩学习，培养下一代画家。

　　在书画的整理鉴定上，宋徽宗先后任命沈乔年、米芾负责宫内书画的管理工作。赵佶还命人分别为宫内书画分别编撰了《宣和画谱》和《宣和书铺》两本著录。《宣和画谱》二十卷，计231位历代名家，各类作品6396件;《宣和书谱》二十卷，计历代书家各种书体作品包括制造在内，共197人，墨迹1240余件。

　　除了收藏鉴赏历代名画，宋徽宗对金石也十分热衷，一度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批的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每一器物动辄值数十贯甚至上千贯，因此“天下冢墓，破坏殆尽”(蔡条《铁围山丛谈》)。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据知，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订编纂，分成二十类，共八百多件，是金石文物的精品。

　　花费如此精力进行“文化事业”建设，足见宋徽宗对艺术的热爱，可惜的是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优秀继承者，偏偏生在了帝王家。《宋史》认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赵佶能将业余爱好做到“天下一人”，却将本职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毫无政治头脑的他重用奸臣、纵情声色，让腐败的毒瘤越长越大，最终让综合国力远远逊色于大宋的金人，捡了“天漏”。在遭遇“靖康之难”后，断送了国家和自己的性命，平生珍爱的古玩书画也随之散失异乡民间。

　　如果说“收藏”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当一个国家对此趋之若鹜，致使收藏过热发展的时候，只能说明这样的国家已经剑走偏锋，从“常态”走向“畸形”。虽然北宋的灭亡的原因复杂多样，今人也不能将亡国的“重罪”，轻易地扣在“收藏”头上。但试想，如果当时的主流阶层不过度的“玩物丧志”，不被这些倡导文人情趣艺术品所“异化”，当时的统治集团会不会更早的警觉来自北方的威胁和内部腐败的危害，会不会早一些出现像岳飞一样的刚烈名将?而不是任由一群听到战争就心里发虚，双腿打颤，毫无气慨的人继续祸乱国家。历史不能重演，教训犹在眼前。